近年來，隨著我國網絡社會愈發發達，網絡公關也成了一個蓬勃的產業，養活了一批“10萬加”的寫手。凡事要想吸引眼球、扭轉乾坤都需要公關的介入：明星需要公關來吸引眼球，游資需要公關來炒作概念，有麻煩的人需要公關來洗清清白。除了常見的營銷手段外，網絡公關也從“信息戰”、“心理戰”中汲取指揮，“假新聞”、“陰謀論”、“移花接木”成了誘導輿論走向的“灰色手段”。奇怪的是，在網絡言論更加口無遮攔的西方社會，此類“黑公關”卻不是公關界的生力軍，這種反常現象令人深思。

　　西方名流雞鳴狗盜之事也做了不少。2017年以來，無數好萊塢影星倒在了社交媒體發動的反性騷擾運動之中。不少明星所涉及的丑聞年代久遠，一些甚至可追溯至20年之前，如今已經難尋證據。然而，沒有明星敢于發動輿論抹黑“控訴者”，多數明星選擇了誠懇道歉、改過自新。西方名流不敢動用“黑公關”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其一，說謊等同于誠信崩塌的觀念深入人心。基督教里將魔鬼撒旦視為“說謊之父”，在造物者最痛恨的事物里排名第二。這種宗教觀念使說謊者承擔著極高的道德成本。說謊可被分為“為自己說謊”和“為他人說謊”，前者更加不能被接受。如果有意扭曲事實為自己的錯誤辯護則是被西方社會最為唾棄的行為。“萊溫斯基事件”是此類做法的典型案例，克林頓的私生活不檢點并不至于將其送上審判席，但他在公開聲明中說謊卻足以讓美國國會彈劾這個“史上政績最卓越”的總統。在這種社會壓力下，公眾人物不敢冒險公然說謊，即便為自己辯護也只能用沉默或選擇性陳述事實。企業尤其不敢拿自己的商業信譽冒險。

　　其二，用造假來洗白容易面臨巨大法律風險。無論對于企業還是公眾人物自身，“黑公關”都會面臨法律上的風險。對于企業來說，造假行為一旦被揭露，企業可能面臨股東的集體訴訟，股東將要求企業賠償因造假造成的經濟損失，公布相關情況等。在財務、信息披露等問題上的嚴重造假行為甚至可能引起監管部門的關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可能會因此對公司派出調查組，對公司處于高額罰金甚至退市處罰。公眾人物接受商業贊助時都簽有道德條款，造假行為可能導致贊助商提出解約、賠償等要求。近期，美國特斯拉公司CEO馬斯克就因網上失言和有濫用藥物嫌疑面臨集體訴訟。

　　其三，媒體和民權組織有能力“伸張正義”。西方媒體圈利益、訴求多元，既有為錢賣命的“職業寫手”，也有將個人操守視為生命的良知記者。用造假方式為自己洗白是比事件本身更大的丑聞，各路記者和媒體不會輕易放過這個機會揭露公眾人物的深層瑕疵。此外，西方活躍著大量為弱勢受害者服務的律所及民權組織。“黑公關”行為將成為這些組織提起公益訴訟、維權訴訟的重要證據，使原告在法庭上占據道義優勢，更容易獲得勝訴和巨額賠償。

　　其四，誠信崩塌具有連帶影響。西方社會不僅將追究造假當事人的責任，也會將這種道德審判擴大到當事人所有的利益相關方。例如，消費者會抵制發生嚴重丑聞明星所代言的產品，以此對企業施壓。曾經接受出事公司或個人支持的政客也會在第一時間與其劃清界限，擺明立場，否則就很可能被輿論的大錘砸中。

　　上述背景下，“黑公關”的洗地行為極易失敗，而且一旦失敗就會引發“血案”。美國媒體每年都會統計“公關車禍”的案例，其中大部分來自于企業應對失策導致。例如，2017年美聯航暴力趕客事件成為近年來頭號“公關災難”。美聯航公開聲明中所列舉出的緣由被媒體不斷打臉，從而讓事件迅速成為社交媒體頭條。現場視頻的公布更讓美聯航成為徹頭徹尾的惡人，受害者最終獲得巨額賠償，美聯航時任負責人也因此斷送了升遷的機會。

　　另一個性質類似的個人案例是好萊塢制片人哈維·溫斯坦。2017年10月，數十名女性在《紐約時報》和《紐約客》上聲稱遭到溫斯坦的性騷擾和性侵犯。該事件掀起了美國轟轟烈烈的“反性騷擾”運動。作為風波的中心，溫斯坦在一開始拒絕承認，并且試圖運用自己在好萊塢的權勢向媒體施壓封殺相關報道。但在越來越多的證據面前，溫斯坦最終被迫認錯，也遭到了嚴酷的懲罰——被自己創立的公司開除、與妻子離婚、所有榮譽職位被剝奪、被所有人劃清界限。溫斯坦“血的教訓”讓其他同樣面臨“性騷擾”、“性侵犯”的好萊塢明星低下了高貴的頭顱，不敢公然通過操弄輿論的方式顛倒是非。即便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必須遵守美國公關的潛規則。（文/李崢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學者）

　　（以上言論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7月9日，好萊塢制片人哈維·溫斯坦（前右二）因受強奸等罪名再次出庭。